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4/16页）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

同样，请吃饭、送年礼和家中节庆则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几乎变作了公共礼节。罗马人即使连死都不能不顾及他那数不清的“邻居”，因为，为了体体面面的死，他必须至少送给每人一份纪念品。当时的罗马也像我们现代某些商业圈一样，真诚的家人亲密关系与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业务与人际的交往完全是矫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杀了，而“友情”在种种的邪恶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这个时代的腐败争芳斗妍的是妇女的解放。经济上，妇女们早已取得独立了。在这段时期，甚至有不少律师专为妇女效力，为富孀处理产业及诉讼事件，以他们的商业及法律知识来取得妇女的信任，因而财源滚滚。

但妇女解放的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种种的爱情把戏也在不断地进步。舞娘（mimae）之类的人物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比今日略无逊色；像茜赛莉斯[4]这样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页都污染了。但贵族妇女的自由艺术却使她们有执照的行业大受威胁。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除了特殊的丑闻之外，连谈都没有人愿意谈起了，而法律行为现在几乎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1年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祭司长家里搞出的古今罕有丑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难逃死罪，但这时却连调查都未曾，更无须说惩罚了。水榭节——四月，当政治活动暂停，显贵们在巴亚和普特奥利[5]举行的节庆——的主要引人之处在于它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同时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乐。

然而，女人并不以本有的领域为满足。她们还扮演政客，出席党派会议，用她们的金钱与诡计参与当时的倾轧。在西庇阿和加图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们的身边会有一个小白脸——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声音，轻摇缓步，戴着头饰与颈巾，穿着花边长袍，女人的便鞋，扮作妓女——你不汗毛竖立才怪。

贵族对离婚的看法，可以由他们最佳、最道德的英雄马库斯·加图的行为观之。当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太太让与他，而当这朋友死后，又毫不犹豫地把这太太娶回来。独身和无子女变成稀松平常之事，尤以上层阶级为然。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视为负担，只为公义才扛在肩上；而加图及其追随者则更主张富有者当保持财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这正是一世纪前波利比乌斯认为的希腊败坏之因。那一度曾为罗马人之荣誉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誉，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人口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族的人口在意大利急骤降低，而其行省则一部分布满寄生虫式的移民，一部分荒无人烟。意大利人口大量流向国外。为了维持意大利的行政和保卫整个地中海世界，半岛的人力资源本来就已不敷应用了，尤其因为送往海外的分子往往有去无返。罗马越是走向种族复杂的帝国，身为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便越不把意大利当做家乡；另一方面，军人之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死于连绵的战争，尤其是血腥的内战，另有一部分则由于长年戎马，已与本国远隔，有时甚至二三十年。同样，一部分地主及几乎全部的商人，终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商人的巡回旅行更是让他们跟祖国与家庭生活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