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第3/7页）

汉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如今常常被画上等号，似乎汉族就等同于中华民族，这种习以为常的看法，自然出自于历史意识的惯性，在中华民族之中，汉族作为一个主流民族，由于其几千年来中原文明的巨大吸引力和天下主义的内在凝聚力，的确成为古代中国的中心，当晚清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意识的时候，汉族所拥有的古代文明也历史性地转化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将中华民族仅仅等同于炎黄子孙、将中华文明简单地理解为中原文明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在中华民族大家族内部除了汉族之外，还有蒙、藏、维吾尔等其他民族以及众多的文化族群的事实，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或族群认同，不少民族有着不亚于汉族的、他们自己的高级宗教。汉民族只是多元一体的国族中的“一元”，绝非中华民族“一体”本身。之所以要将民族与国族加以区分，其真正的意义乃是要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适当地分疏，既要看到二者之间内在的历史关联，又要尊重中华民族这一国族中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尊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伴随着近代国家的出现而诞生，而不是出现于之前的古代，哪怕是宋代以后。顾颉刚先生1939年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10]他的这一看法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费孝通、翦伯赞等先生都曾撰文反驳。顾颉刚先生为了驳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满洲国，防止边疆军阀搞民族分裂，否认中国的内部存在多元民族，其用意可嘉，但信念毕竟不是事实；而且也将理论上只可能出现在近代的国族错置于古代。

古代的中国如果不是一个国族性的中华民族，也非仅仅是汉民族，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果用欧洲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来分析的话，我们的确会面临词不达意的困境，而所谓自在的民族实体，也是从这一分析框架而来，似乎与中华帝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相对应的，应该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而这一民族共同体，又为后来所出现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历史的合法性，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分析思路，具有双重误区：帝国的存在，并不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而近代的国家才需要建构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帝国的内部通常有众多的民族或族群，帝国统治者从来不指望打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来实现整合，相反它可以保留各个民族或族群的特性，或者借助于法律（如罗马帝国），或者运用高级的文明（如中华帝国）来实现整合。而近代的民族国家，虽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盖尔纳等民族主义研究大家一再指出的那样，不是（古代的）民族创造了（近代的）国家，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近代的民族，特别是国族意义上的民族。[11]

汉族士大夫对中国的认同并非种族的认同，而是一种文化秩序的认同，代表文化秩序的天下是绝对的，而夷夏之辨是相对的。然而，文化秩序是理想，是灵魂，它必须寄托于现实的肉身，让灵魂附体。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这个国便是寄托了天下理想的肉身：王朝。因此，士大夫们对中国的认同，在抽象的层面表现为对天下的认同，而在现实的层面，对天下的认同又表现为对王朝的认同，只要这个王朝代表了天下的秩序，便具有了正统性。赵刚在研究汉族士大夫论著中的“华夏”、“汉人”时，发现他们对“汉人”的心态是平和乃至冷漠的，而当他们谈及王朝的时候，其情绪却格外热烈，他们不在乎这个王朝是否由异族统治，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体现了天下的文化秩序。赵刚因此得出结论：“在族群认同从自在形态向自为形态转变的过程中，王朝认同是个必经阶段。”[12]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汉人种族主义倾向，只是一个孤独的个案，一直要到晚清欧洲的种族主义引进中国、民族主义狂飙席卷神州，王夫之的民族意识才得以复活并受到重视。而在漫长的王朝更迭历史当中，对天下的认同始终是古代中国认同的主调，这种天下认同在现实层面，往往通过对王朝，尤其是拥有良好秩序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