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