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第3/11页）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所谓“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开始，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的鄂尔泰。同时，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清稗类钞》）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郎潜纪闻》）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郎潜纪闻》）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