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温乌兹要塞（第2/3页）

“我们每晚读到八点钟，到那时候看完与否不论，我们总是掩卷去看电影。”当日电视尚未登场，校园之内的电影院入场券仅美金二角，每三日即有新片登场。而且菲律宾在战后正式脱离美国而独立，这些同学正抱怨独立之后无一好事，首先即被停止同美军的待遇，自是士气消沉，也更对校课不能专注的感到兴趣。

更带着滥竽充数的态度者乃是南美洲各国的军官，当中有好几位年齿已长，也不习英文，上课时另有通西班牙语的译员在旁指教，此中成效如何看来甚为可疑。他们的考卷也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听说美国同学最低，也有月入四百元，而且公家供给各种便宜，已经感到艳羡，而南美和中美的学员有的月入在千元以上，在1940年间，可算是极尽奢华，怪不得他们常在校园之外生事。后来我在1950年间再度来美时，听说当中若干人已为各该国高级将领甚至为政府之首要。

参大学员三百多人，教职员倒有一百多人。大多数教官与学员阶级相埒。他们成为先生，并不是因为年资深，而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管职务各有专长，不论讲授高射炮和轻战车搜索的教官都在战场上有实地经验，而且收集逃兵，被敌人俘虏时如何脱逃也成为特别题材，有专人讲授。甚至军中参与妇女辅助队（WAC'S）所产生的问题也由一位女教官讲授，她并且提到花柳病及怀妊等问题。从这些方面看来，美国人对中国人凭借着官僚主义凡事只顾外表门面的作风肆意攻击可算在心理上具有内在的原因。前述高射炮教官即讲到二次大战期间因为部队间通信不确实，美国曾在西西里岛上空击落自己的飞机十余架。教授军政府的教官已经对日本人的效率出言称赞，他说及占领军所派往日本各县之监视小组常常发现日本人在进行做某项事，他们即问何以如此，对方答称乃是奉有贵方上峰的指令。大概占领军的公文，由麦帅总部（驻东京）经过第八军司令部（驻横滨）下达各处监视小组需历时一星期，而日本内阁将同一公文转至下方则不出二十四小时。

教官之充分的时间准备也出于我们以前意料之外。我后来与一位教官熟识，他就告诉我，凡讲授一小时已预算准备之时间八十小时，所有讲稿都全部写出也经过预习。参大有特别之图书馆收藏各种参考资料，也有专门设计绘制讲坛之后各色图表之美术室。后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学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仍不可多见。我们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统统在一大讲厅授课。每个学员占用之台桌横宽五尺，以便展读地图。凡讲课及答问均用扩音器，室内扩音机之传话器无乃三四十座，所以讲座有戏台之色彩。每一教官上台，即有军士持着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挂在讲座之左。因为每一课目总是设想在某种情况之下所产生之各项问题，有时对付此一问题之专家，讲说不过半小时或十五分钟。教官既鱼贯出入，名牌也随着更换。讲坛之后布幔揭开后之图表也都是硕大无朋，粘贴于有小轮推转之木板之上，早已于先一日按次序摆布妥当。掌管这一切勤务之职员，称为“课堂监督”（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间隔之小室在厅后视察，手下也有男女军士一二十人奔走协助。看来所有工作都已预先分配妥当。即使某一小时内有预排的临时小考，也可以在临时三两分钟内观测得到，因为教官之演讲业已告一段落，厅后之女军士数人，一字横立手中各持试卷一叠，按时出现，只待候命分发。在此就学的九个月间，我曾未见课堂监督须临时指画某人应做某事者。我们的课堂监督范·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为舞台监督必能毫无差错，胜任愉快。

在这种气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讲授之间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个教官即在应当分发讲义时（讲义必在需阅读的几分钟之内分发）下令“分发薄棉纸”，原来英文念来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韵。不过并非所有的学员都能欣赏如此之作风。有些同学就评论讲课而装小丑，不免轻佻。美国军队研究敌情时不主观的先决定“敌方之企图”，而先列下一条长单，条叙敌方“可能之能力”。这观念由四个教官以话剧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讲解之后，讲坛上的师长就命令他的情报课长判断敌方之能力。这位课长对着地图上敌我距离量了又量，又望着自己的手表装聋作哑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敌人“可能的”于此时此刻此分驾临此城此地此处。他说完和师长拔步就逃，而真有两个扮德军的士兵在台上另一方搜索前来。我们捧腹大笑之余，却从此忘不了不要忽视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后，我仍没有忘却这喜剧情节。（要是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觉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