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第3/7页）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具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笑他，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黄侃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可谓不恶毒，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20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是此时，黄侃已经死去11年了，再也不会出来和胡适唱对台戏了。

“今天天气黄不到”

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

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

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

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

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

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这种怪脾气在其晚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更是显现得淋漓尽致。黄侃刚受聘于中央大学时，与校方有“三不来”之约，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因此，学生每逢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以今日天气不好，不知黄侃到不到校上课作为谈笑之资。有学生还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

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看来，身为民国文人的黄侃，还真有些如今大力宣传的“维权意识”呢！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于是教务处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还有一则趣闻颇能体现黄侃不拘小节的秉性。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进出校门一律要佩戴校徽。黄侃忙于自己的学问和教学，对这些细枝末节常常不太注意。有一天，他到校上课，新来的门卫不认识他，见他没有佩戴校徽，就拒绝让他进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