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第4/7页）

黄侃说：“我是教授黄季刚，来校上课的。”

门卫说：“你又没戴校徽，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

黄一听，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说：“你有校徽我没有，那你就去上课吧！”

门卫一听，感觉此人来头很大，口气有所缓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碰巧路过，赶紧过来调解，才算了事。

著名辞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

第二天酒醒之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前一日的不愉快。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除去黄侃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牢狱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曰：“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