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渡河水尽血流——“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1935年初夏，中央红军疲惫之极的数万将士，在国民政府军队围追堵截中，遁至大渡河畔。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支，河水湍急，两岸群峰夹峙，处处险峻，远远望之便让人不寒而栗。蒋介石先生闻知情实之后，欣喜无限，迅速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四川军阀部队共十余万人，南攻北堵，兴高采烈地向手下人宣称：

“此次誓要朱、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亡，殷鉴不远，距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的时间，仅仅72年而已。

朱德、毛泽东当然不是石达开。这两位，一位是四川仪陇客家人，一位是湖南辣椒汉，他们面临着比当年石达开还要危险的局势。当时山洪爆发，河水汹涌咆哮，大渡河给人插翅难飞的感觉。

朱、毛计奇量大，不拘泥于行军规则，他们指挥中央红军派出少部分军队自安顺场以小船陆续渡河，主力部队不慌不忙沿大渡河自安顺场北上疾走，然后两岸相互声援，强攻400里开外的泸定桥，最终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渡河，成功上演了绝地反击。所有这一切，使得包括蒋委员长在内的时人皆瞠目结舌。

由此，追思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当时他为什么会身陷绝境最终成擒呢？是运气？是决策失误？是诅咒？还是地理因素？

勇悍出柙红虎——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石达开的先祖是广东兴宁县人（兴宁的客家话很拗口，他们说普通话时就可以从其口音中听出），至其高曾祖那一辈，迁至广西桂平白沙。石达开之父石昌辉，再迁移到贵县那帮村。从家庭成分上面讲，石达开应该是“富农”出身。虽然他自称是“耕种为业”，并非表明他本人真的种地干苦活。这和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是一个意思。客家人十分勤快，即使家里有田有地吃穿不愁，石达开少年时仍旧四处贩卖生活用品以及牲畜来挣外快。他还暗中贩卖私盐，赚取银两贴补家用。

洪秀全、冯云山1844年在贵县传道时，石达开年方14岁，已经非常沉迷手中拜上帝会那些免费派发的教义书，埋头苦读“教义”。

于是，凭借家中财力，石达开在村内组织拜上帝会分支机构，招引许多年青人秘密练习武术，附近乡村数百名农民在他的争取下入会。金田团营期间，他率一千多生力军携械赶往金田报到。洪秀全等人见之大喜，不仅让他负责操练士兵，还让他管理拜上帝会的财务。此后，太平军一路杀伐，石达开均身先士卒，出力尤多。在象州击败乌兰泰，在长沙水陆洲大败清政府军，以及日后的武昌、安庆、南京等数次大战，刚刚20岁出头的石达开锐气正盛，有智有勇，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石）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到安徽“诛妖安民”。转年，太平军西征失利，石达开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特别是九江湖口一战大破湘军水师，使得曾国藩差点跳水自杀。屡战屡捷之下，石达开极大拓展了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占领区域，共有八府五十余县落入太平军掌握。1856年，他又回师加入击毁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战果硕硕。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诸将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本人精于谋略，有政治眼光，智在杨秀清之下，勇在萧朝贵之上，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他都有正确的评价和估计。曾国藩讲：“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达开）为最谲。”左宗棠讲：“石逆（达开）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陷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达开）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并且，“石逆（达开）狡悍若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众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也就是说，在精读“教义”和实战之间，到达南京之后的石达开本人能跳出“上帝教”束缚，只把“教义”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绝非盲从盲信，能够因势利导，见人下菜碟，活学活用，所以他的许多政治举措，大得地方民众之心。

以石达开在安徽为例，由于他为人性情较为温和，在当地的政策比起其他地方的太平军来说要温和得多，也很少妄意杀戮。南京方面，洪、杨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财务，一切充公，大搞平均主义。而石达开在安庆等地，仍旧依照清朝旧制收缴田赋，按亩征粮，向牙行课税，不强迫居民男女分馆统一编制。特别可称的是，在稳定当地秩序的同时，他还设置乡官，开科取士，依靠当地人进行有效管理。他广泛搜罗读书人，珍惜人才，把不少人保送到“天京”做官，即使俘获乡勇团练首领也推心置腹加以招降，大有游侠古义之风。在安徽如此，在江西也如此，石达开督劝士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使太平军军用充裕。由于他不强迫把民间财物充公，不扰民，以至于“颂声大起”，各郡县士大夫争相任职，以为“新朝”服务，视太平天国为“真命天子”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