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城（第2/3页）

另一张照片（图三）里，既没有群情激昂的欢呼，也没有临街挥舞的彩旗和鲜花，路边店铺前的几十个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远远地观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沉思……自晚清以来，北京城的民众经历了太多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戏码，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沿街店铺的两块匾额中间临时扎制了一颗象征新政权的五角星，并在门楣上装饰了一束红绸，以点缀喜庆。这一举措，如果不是听命于接管者的统一安排，而是自主所为的话，则多少表达了店铺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其实，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贯奉行的人生哲学：谁登台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有太平日子过，哪怕捧捧场，在台下扯着嗓子替你喝两声彩呢！

画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里专文介绍过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国摄影家在解放军占领上海时的影像记录，这些照片收录在一部国外出版的画册《上海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里。塞姆·塔塔在1949年的时代更迭之际恰好在上海，并且一直待到解放军进城以后，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国民党的溃败与共产党的进驻。有些外国摄影家，像美国《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伯恩斯，因没能待到上海易手的一刻，他的影像记录到上海被共产党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所以塞姆·塔塔这些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记录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便显得格外珍贵。

图二 1949年春，解放军的车队行驶在北平的大街上。

图三 1949年春，北平民众在街头观看解放军入城。

其中一张肩负长枪、骑着高头战马的年轻战士从上海的闹市区穿过的照片（图四），很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也极具象征意味。马背上的这位从根据地来的小战士，可能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城市什么样，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闹市区，行进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间，难免有些紧张，这从他的面部表情与有些拘谨的手势上便看得出来。再者，马是农耕文明的标志性交通工具，随着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如今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踏进上海这“被严重西化”的“十里洋场”，似乎也在象征着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来所宣传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

这匹高头大马和骑在马背上从乡下来的小战士，对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会来说，怎么看都像是莽撞的闯入者。然而一个时代的序幕，却随着这莽撞的“闯入”，被一把扯开了。

随之“闯入”的，还有载歌载舞的秧歌队（图五）。

秧歌，本是从北方农村的土壤里诞生的一种集体民间歌舞，此时已演变成中共在根据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一种常见的文艺形式与手段。我曾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小册子，是1949年初由山东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旨在向原国统区的民众介绍解放区的各种新事物。里面有一首打油诗，列举了解放区的种种新气象，诸如土改、扫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图四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图为行进在闹市区的骑兵。

对于秧歌舞，国民党方面的军政官员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局长沈之岳1965年在写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黄杰的函札里，提到大陆的中共政权时，仍以“秧歌王朝”相讽喻，足见其对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过，这个沈之岳曾受戴笠派遣，长期打入中共内部，对根据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军各地入城游行的队伍中，每每现身，几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一刻，这道来自北方的粗犷、奔放的风景，想必让围观的上海的民众大开了眼界。而且过不了多久，那些围观的民众，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有的也将被裹挟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来自根据地文化的洗礼。

对比拍摄于同时期的京沪两地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从场景到民众的表情，你会觉得共产党对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怎么明显，盖因北京到底还是保留了更多的农耕文明的元素，是一个集农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则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在占领与接管者眼中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有着更多的难以把握的因素。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才比别的城市经历了更多的阵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