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遗忘的孙明经

一

这些年，作为摄影家的孙明经，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而此前，身为电影教育家的孙明经教授，在他所从事的电影教学的领域内并不乏知名度，像张艺谋，最初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师从孙明经学摄影，接受电影艺术的启蒙，登堂入室的。

孙明经得以走出电影教学领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宣队”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天，进驻北京电影学院的工宣队接到撤离通知，并要求他们撤离前将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片纸不留，全部烧毁。其中就有“文革”初，学院的造反派从孙明经家中强行抄走的上万张底片和个人书信、日记等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大多是孙明经三四十年代参加社会科学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过于突然，工宣队的撤离过于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队存放材料房间门后的麻袋，在忙乱中竟被遗忘，侥幸地躲过一劫！

这三只麻袋里，装的正是孙明经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灯片。又过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孙明经得到这些抄家归还的物品时，虽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并且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么完璧归赵，但即使这样，从这些劫后残存的底片里，孙明经作为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的地位，已是当之无愧了。

二

孙明经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早年毕业于美国人狄考文夫妇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汇馆。孙明经自幼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30年代，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后担任电影部主任，专门讲授电影摄影，在国内大学中最早开设了电影摄影教学专业。那时，孙明经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中国委员。

这期间，孙明经应邀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考察活动。一次是1937年抗战前夕，跟随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考察；另一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资助的川康考察。劫后残存的部分底片，即是这两次考察的记录。孙明经在考察中的主要任务是随团拍纪录电影，同时他还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图片资料。1937年的西北之行，重在考察面对强敌，前线军民的战争准备；两年后的深入川康，则着眼于对战略后方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宗教状况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作为一名随团摄影师，拍什么与不拍什么，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到一种人文的规范，这一方面使得所拍的照片内容比较集中，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泛泛猎取，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考察活动中，摄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工具而非艺术表现的手段，注入更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眼光，而这种朴实记录的结果，是为后人留住了更多的原生态、更多的生活细节和更多的历史信息。

1918年，初小毕业的孙明经手执毕业证书与父亲合影。

1937年，孙明经参加西北考察团，途中在一辆弹痕累累的军车旁留影。

孙明经摄影作品：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于是，从孙明经残存的底片里，我们得以目睹抗战前夕绥远前线的风貌和枕戈待旦的军民，感受战云笼罩的肃然与紧张，得以领略川康边地的景物和同仇敌忾的抗战后方，走进那个曾经叫做“西康”的省份。通过孙明经极具洞察力的镜头，举凡解甲屯垦的将军、接受军训的民众、粗犷剽悍的康巴青年、聪慧可爱的小活佛、廉洁任事的边地官员……以及自贡盐井的古老工艺、茶马古道的千年沧桑，在历史的深处一一定格。

三

在考察中，孙明经除了每天写日记之外，每到一地，他都要将所见所闻写信告诉自己远方的妻子。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和写给妻子的书信，在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大多被付于一炬，只有1937年西北考察中写给妻子的二十五通信札侥幸保存了下来。在这些信札中，孙明经对时局的洞察，对地方民生的忧虑，对未来前景的各种揣度，每有精彩之论达于笔端。在谈到包头颓靡的世风时，作者写道：

孙明经摄影作品：走在绥远集宁街道上的军人，此时汤恩伯的十三军正驻防这里。

孙明经摄影作品：西康德格县县长范昌元与他的“令旗”，当地官员多有现场办公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