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第8/10页）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Farm）中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