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4/8页）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创建，目的是向中国医生传授西方医学。那时，诸如洛克菲勒之类的美国商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则是他们拯救成百上千万异教徒灵魂的最佳机会。传教士的首要任务，是劝诱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医学位居其次。传教士医生几乎从来不缺少病人。尽管如此，他们仍未能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传教士协会手中，买下了那座医学院，邀请6名传教士医生加入，并在住院部主任医生罗杰·格林的领导下，组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此后几年，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医学院聚集了由50位教授组成的教员队伍，升级了医学院59座建筑的设施。医学院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国和欧洲风格，楼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以便与北京地区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医学院以“石油大王府”的绰号在北京家喻户晓。2012年，茱莉娅·博伊德写过《与龙共舞》一书，对当时的北京生活进行了有趣的记述。据该书描述，北京协和医学院派人到乡下，寻找那些仍掌握失传已久的技能的工匠，以便建造那座新“王府”。1921年9月，老约翰·洛克菲勒大驾光临，在前呼后拥中，亲自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业典礼。

约翰·格兰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招募的一位医生，最近刚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公共卫生培训班毕业。格兰特出生于宁波，父母是加拿大人，父亲是宁波浸礼会的传教士医生。他在青岛的一座德国体育馆里读完了中学，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读完本科，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医学学位。1917年，格兰特与夏洛特·希尔·格兰特相识并完婚。1922年，他携带妻子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部副主任。1925年，他与北京警局合作，建立了一个卫生所，为生活在医院周围的10万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那里属于北京第一行政区。1928年，格兰特担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的主任。该系注重实地工作，建立了若干社区诊所，学生们可以在社区诊所里实习。

格兰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医学院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夏洛特则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在北京居留的14年间，她开始收藏满族服装及其配饰，还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藏品。夏洛特在北京有一位特别供货商戴先生，她在他的后屋挑选自己的藏品。（据夏洛特的孙女尚德·格林说，阿比·洛克菲勒曾陪同丈夫访问北京，她喜欢与夏洛特一起购买藏品，称夏洛特知道北京所有最好的古董店。）

1644年，来自满洲的满族游牧武士推翻了中国明王朝。根据1759年编纂的规范法律，满族人对代表身份等级、官职地位的服装色彩和样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儒教认为，服装代表了普天下的等级，统治者位于顶端。因此，满族的服饰，也广泛接纳了儒教的等级学说。除此之外，道教和佛教的标志也很流行，满族服装的下摆部分，装饰着道教和佛教描绘的海洋、大地、波涛汹涌的大浪和高山。只有皇帝（和皇后）能够使用金黄色。只有皇帝和一品亲王，能够使用五爪龙图案。其他亲王的服装只能绘制四爪龙。在清代官员的外套上面，允许附带两块补子，一块在后背中央，一块在前胸正中。文官以不同飞禽表示官职；武将以走兽，通常是神兽代表级别。毛皮衬里帽子也同样表明穿戴者的身份，其明显标志是帽子上面的顶戴花翎。满族女性的身份，由其男性亲属的地位决定。清朝每年颁布两次法令，对官员的服饰进行严格管理。法令颁布当天，意味着可以脱掉厚重丝缎制成的冬装，换穿轻巧薄纱制成的夏装。薄纱的经纬编织密度低，通风透气。

普艾伦曾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紫禁城服饰展》编写过导览，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物展览。如他在导览中所言，直到1912年溥仪退位后，满族服饰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当然不包括义和团起义后在灾难期间被抢劫的物品）。20世纪20年代，它们“像雪崩一样”流入美国。起初是宫廷太监们掠夺的东西，随后是溥仪及其随从从紫禁城被逐出后出现的东西。普艾伦写道：自1925年至1928年，“北京市场上到处都是清宫服饰，宛如波士顿公共绿地的麻雀”。1929年，市场上又涌入了大量戏服，据说来自热河（承德）的皇宫。

夏洛特收藏了500多件藏品：长袍、许多补子、袋子、钱包、手袋、发饰、头饰、鞋子、护甲套、护袖套、领子和袖口之类的长袍装饰物等。有一件半正式的男装叫“吉服”，属于皇帝举办吉礼活动时的服装。吉服上面的十二章纹饰，既代表帝王的权威，也象征“天子”的神圣职责。其他的吉祥标志，如圆形红色万寿符、蝙蝠和万字符等，都传递出对长寿和幸福的祝愿。此外，吉服上面还包括一些龙、四座斧头形山峰纹饰等装饰元素。水脚（下摆）处有象征大海的斜对角线纹饰。约翰·沃尔默是中国纺织品研究的主要权威。据他解释，皇帝身着吉服上朝时，会朝北面对龙椅；吉服上的四座山峰指向正北，借以表示满族赖以统治的天地宇宙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