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2/2页）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造反者不是只在外表上稍有不同的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绅士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绅士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绅士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我，他们不得不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而不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无所不在的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源泉以证明他们的超凡的合法性，这一源泉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公有财产制度及叛乱者的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说来是相当外国式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绅士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特别反对太平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民族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共同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布劳克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它的公行，它的总督，在游记，在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绝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但难道不正是这一汇合毕竟造成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它有着自己的一致性。

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

[1]福楼拜的一本小说，写一仆人老实而不聪明，虽饱受人类的痛苦，但不能深刻地了解事件因委。——译者

[2]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世界文明史著称。——译者

[3]克拉夫（Robert Clive），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奠基者，普来赛（Plassey）是孟买的地名。——译者

[4]什罗浦郡（Shropshire），十八、九世纪英国最大的工业地区。——译者

[5]塞佛河（Severn），英国最长的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