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可卡因骑士》（第3/9页）

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拉瑞被暗杀之后，究竟是谁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哥伦比亚追查起来是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拉瑞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扎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的驱逐令。他很快被视为处境危险，被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隐藏在了铁幕后面，人们以为他这样就安全了。他并不安全。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个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送回到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更等同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八个司法部长，所有的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墨西哥人”.卡恰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

1985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座落在波利瓦广场边的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大楼。四十二个全副武装的M.19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十五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的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播出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作了现场直播。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的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播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被打死，而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死了十一个，而大楼里有近一百个人员丧生，其中包括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十一位。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

在军方冲进来之前，M.19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M.19的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M.19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放在这栋大楼里，在包围的过程中统统都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的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谭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而是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残骸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支，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的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既然大家都知道尼加拉瓜的共产党同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一切此刻便似乎变成了源于苏联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阴谋。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同毒品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一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里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以及他威胁说可卡因是革命的手段——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理应属实，事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品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