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可卡因骑士》（第4/9页）

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的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党。自MAS（“处死绑架者”组织）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什么好感。随着时间了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PUP）——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三百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许多的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支持下——要对大约四万哥伦比亚人：同性恋，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联合党的激进分子的死亡负责。

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任何人的事业有所推进，然而全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那些在M.19许多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看到法官集体辞职：1980年，麦德林全部的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委派来接替他们的更年轻些的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脆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任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主席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五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个资深法官被暗杀，另有一个死于极其可疑的情况之下。

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为毒贩子结出累累硕果。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个法官对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和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M.19袭击的六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法官被暗杀。同月，乔治.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他的引渡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面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安排来判决他的案子的法官只有三十一岁。奥科阿安然无恙。

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不再吭声，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观察家》的通讯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五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拖斯，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同样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小群哥伦比亚记者中的精英任务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记者中的七个举行了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了起来，好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拉瑞.博尼利亚被暗杀后试图给他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在拉瑞死后，拉瑞有几份有关哥伦比亚的毒贩子的机密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决定把他们编成一本书发表出来。不用说，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为《观察家》工作，他呆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中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

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去……一次，三个家伙戴着机关枪来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冲了进来，拿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挣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住了三个星期，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接着便收到一个给我的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呆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