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第11/21页）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隋文帝时期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富，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藩王虽然权力也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继位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的。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地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对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都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绝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据袁刚《隋炀帝传》记载，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的人，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斗拔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招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外一些可怕的词汇——“不安分”、“破坏性”、“颠覆”——紧密相联。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所以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有着毫不讳言的热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清世宗实录》卷七五中记载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