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杨广：被大业压垮（第13/21页）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忠心耿耿地跟在他的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继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载，这一年，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雄伟壮观。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荫，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贯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据袁刚《隋炀帝传》，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有过如此辉煌的功绩，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尽管杨广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890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4603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十八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载，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如《新唐书·列传第四下》中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的历史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