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前期中央与地方之博弈

清初，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权虽已确立，但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南方数省有三藩的割据势力，台湾岛屿有郑氏的反清集团，他们一直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清政府发起挑战。削平三藩，消灭郑氏集团，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央理顺与地方关系的首要问题。康熙帝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消除了地方企图割据、分裂的力量，从而为清中期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清初、中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与三藩的博弈

清初，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统治全国，清政府封了四位汉王。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顺治六年（1649年），耿仲明死于江西，其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死于桂林，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镇守福建，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史称之为清初三藩。

清政府建立三藩的目的，不外乎为“辑守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为所欲为，骄恣无忌，逐渐走上了与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立的道路，成为影响中央政府号令全国、建立统一政治秩序过程中的最大隐患。三藩势力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愈来愈深，最终发展到了必须用武力方能解决的地步。

在政治上，三藩专擅一方，所踞之地，形同独立王国。尤其是吴三桂在三藩中势力最大，节制云贵督抚，在各处安插私人，吏部、兵部不能干涉，这就使中央对云贵的行政统治权实际上名存实亡。

在经济上，三藩的巨额军费一直是清朝中央的沉重负担。三藩兵力雄厚，分驻沿疆，所令汉军八旗及绿营兵总数达10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三藩“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征诸江南，税两千余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清稽核”[1]。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其中尤以吴三桂为最。康熙六年（1667年），左都御史王熙疏言：“直省钱粮，大半耗于云贵、闽、广之兵饷，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发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役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2]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一状况仍未改变。每年云南需协银常为170余万两，贵州需协银常为50余万两，福建需协银160余万两，广东需协银常为120余万两。

在军事上，三藩久握兵柄，分驻沿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初年，国家养兵共58万有余。三藩兵力，虽只占全国兵力的1/10左右，但其兵将久受藩王豢养，心中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不仅如此，三藩除了额兵之外，还拥有私征兵，并给府中成年男子发放兵器，经常操练。因此，三藩的武装力量已构成了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是清初国家稳定的一个极大隐患。

早在顺治年间，御史郝浴、杨素蕴，布政使胡章，给事中杨雍建等便已疏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也曾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是在卧榻之侧悬一小牌，上书时事数则，第一条便是三藩应撤。三藩势力的恶性发展，使中央政府深感不安。此时，康熙帝已清醒地认识到：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决心寻找适当的时机来消除这一在巩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允其子袭爵留镇，令其尽撤部中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疏请撤藩，试探清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并立即派员前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九月，撤藩诏使到达云南，西南震动。十一月，吴三桂公开叛乱，各地藩王先后响应。康熙帝调整部署，沉着冷静，针对各藩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经过8年苦战，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彻底平叛，全国局势从此稳定下来，清王朝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三藩反叛，对清中央最高决策层震动很大。康熙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巩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作出了一系列艰苦努力，从而形成了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统一、团结、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为清初、中期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的“康乾盛世”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平定三藩是开康乾盛世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