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地方走向中央（第2/4页）

袁世凯确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谋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并非像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

他对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异心有加。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随同荫昌南下路过彰德拜见袁，袁吩咐他不必急于作战进军，而应“慢慢走，等等看”。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他并不马上答应，反而提出六项要求，分别取悦于立宪人物、革命党、南方旧官僚，更主要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力。

清廷于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部分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仍不出来。

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初九日（30日），清廷答应了袁世凯要求的全部条件，袁世凯总算答应出山南下了。出山后，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既要利用革命政权，也要利用清廷，最后把权势集中到自己手中。这就是其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所透露的：“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4]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容易，分寸并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下去，清廷还是有力量铲除他的，也许就像武昌起义没有发生过一样；过早地结束清政权，不要说从南方捞不到什么好处，或许革命党人还要把他当成新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没有确实弄清两方面意图、没有掌握全部主动权之前，他做了一系列尝试。最突出的就是武汉战争。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一书中写道：“是时袁世凯出任组阁，发起和议，南北代表，群集于沪上。实则世凯手握强兵，直压武汉，外挟民意，以制朝廷，使双方皆受其指挥，而坐收渔人之利，计诚狡矣！”[5]此言信然。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袁世凯南下督师当日，冯国璋攻占了汉口。袁世凯立即命令停止前进，派自己的亲信分别试探黎元洪和黄兴的态度，想以此触动革命党人开出价码。在武汉军政府拒绝了袁的君主立宪主张后，袁看到还需要进一步威胁革命党，便命令冯国璋于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攻占了汉阳，威胁武昌。此时，黄兴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但袁世凯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议和。这时帝国主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强导演、由袁世凯出面、立宪派推波助澜的“南北议和”的“文明戏”就此开场。

同样，在北方，对袁来说，宗社党和北洋军中的革命党同样可怕，同样使他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同样牵制他使其不敢四面出击，北南并举。袁世凯应付这种内外交围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十分贴切：“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6]他一定认为：清廷是否立宪或者退位，只能视袁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党、立宪派或是宗社党人来决定。他必须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实力派自居，这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发展的根本条件。如果听任异己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或是保皇的）在北方滋长壮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时势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后南，远交近攻”，即先倾全力扑灭北方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党责备他畏葸不前的攻讦，向舆论界表明他对清室的“忠诚”，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恶名；同时，佯装一团和气坐下来与南方革命党和立宪派谈判，将敌对势力尽可能化为和亲势力，再以此为资本向清室邀功，进而以“逼宫”的手段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在战略方针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袁世凯开始出山收拾时局。其实，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在这种情况下，袁决意东山再起，重登国家政治舞台。

第一步，袁利用当时清王朝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首先夺取湖北前线的军政大权。他迫使清廷接连下了四道上谕：（1）调荫昌“回京供职”；（2）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即此次所派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3）拨出内帑银100万两为湖北军费；（4）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1.25万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而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接着，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移到袁党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