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衰落与地方崛起互为因果（第2/3页）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拼凑北洋集团班底的时候，正是李鸿章淮系集团一蹶不振之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继承李鸿章淮系遗产中，北洋集团势力迅速膨胀。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的虚弱面目完全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除了依赖地方势力派，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继李鸿章之死，刘坤一、荣禄先后衰病以殁，清室哀叹：“老成凋谢。”张之洞经营湖广多年，其实力较之后起的北洋集团，则瞠乎其后，这时运用牵制的术数已作用不大。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排满的调门不断提高，优礼重用能臣汉人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添上了抵销排满宣传的作用。虽然满洲亲贵对袁世凯猜忌日深，枢垣弹章交上，但终慈禧太后之世，对袁宠信不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同一天内调军机处，一般被看成“明示优崇，隐收兵柄”。但只要稍微考察袁世凯内调后，袁氏的其他党羽，仍然高居要津等史实，就很难说慈禧太后已经不再信任袁世凯的说法是全面的。事实上，袁世凯与朝廷中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范围。这一点，慈禧太后心中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要依赖北洋集团，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让它超越雷池一步，萌生更大的政治野心。应当说，慈禧太后的政策是高明的。在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鸿禨、岑春煊先后发起倒袁行动。慈禧太后洞察曲直，坚持宠信袁而舍瞿、岑。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排满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对清政府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除了继续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汉大臣来抵消排满革命的举动、维持国家的政治局面，难道还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在维护清朝统治上，皇家利益永远高于内部分歧。慈禧太后身后，载沣驱逐袁世凯，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清政府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虽然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

清末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个地方集团，均缘镇压革命之机而崛起，并与传统的军制发生变革相伴随，因而都是以军事为突出特色的军事官僚集团。常说的“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北洋集团”，就是指这个特点而言。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廷调兵遣将，分援南北无虚日。奈旗绿各营，溃败相循，不得不全赖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湘淮勇营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室主要武装力量，其结构、组织与旗绿制兵有着显著的差别，军制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半私人性的军队成为近代军阀的雏型。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编练新军之议蜂起。对于“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军备废弛更大的危机和悲剧呢？于是，朝廷下练兵自强诏：“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勿生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1]至清室覆亡前的几十年间，清政府始终以练兵为“第一大政”。变革军制，编练新军，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练兵为忙。辛亥革命后，时人讥谑着指“崇文”、“玄武”两门额说：明崇祯亡于文，清室亡于武。失掉人心的清政权在垂死挣扎中，除了乞灵于武备的整顿起死回生外，几乎是回天无术了。北洋新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建、扩充以至编成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把新式武器的使用与西洋新式编制结合起来，又将近代化的军队与封建的半私人性结合起来，较曾国藩、李鸿章两位老师更高一筹，充分运用金钱、感情将国家的军人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袁世凯本人及其亲信也个个飞升，占据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位置，北洋集团遂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湘淮地方势力派集团；在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过程中，袁世凯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得到慈禧太后的卵翼和列强的支持，最终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然而，让那位“老佛爷”始料不及的是，她一手扶持了北洋集团，其身后大事却最终为北洋集团所坏。政治斗争实践证明，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得陇望蜀是人性深处的弱点。如果说，在地方势力壮大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道义感很强，中央和地方还可相安无事的话，那么，当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势力膨胀到足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内轻外重的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他必然要再前进一步，取得国家的最高政权。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乘势而起，背叛清室，凭借手中的军事实力和机诈权术，左右逢源，一手逼使革命党人交枪，一手胁迫清室退位，最终实现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这种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正好应了赵尔巽等在《清史稿》中所言的“以兵兴者，终以兵败”[2]这句话。历史说来是何等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