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的启示

晚清变局数十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进步了，政府权威却丧失了，王朝也灭亡了。其具体症结究竟聚焦在何处？

笔者认为，尽管晚清政府在大变局下政治运作过程十分复杂，但其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仍然有迹可循：

1.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府是可以持续的，是有前途的。

2.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的信任、认同与支持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创新能力显得十分的重要。政府能否持续做出让民众得益与赞同的事情，是否能够代表与维护民众的利益，是政府前途光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能否具备强大动员力的一个基础。

3.社会在发展，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种政治的常态。能否抓住时机实现成功的转型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尺。执政者如果能够充分打好改革创新这张牌，对其统治与政局的稳定显得十分的重要。晚清历史表明，当改革停滞不前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就会加大，革命的进程就会悄然而至。

4.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兴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的阻力，往往来自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旦个别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凸显，政局不稳定因素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到难以动摇，敢与中央政府争利与叫板，不仅仅是它们拥有强大的物质财富或者别的资本，而在于它们与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当政者想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时，却不知从何入手。

5.腐败是吞噬政府生命力的癌细胞。它足以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与支持力。

6.百尺之虫，死而不僵，根本的问题还是搞好统治者内部的团结。一个有着200多年执政历史的政府就像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尽管问题很多，危机重重，但如果统治集团内部不出现争斗与内耗，外部的风雨是不能轻易撼动它的根基的。

7.单纯的中央集权或是过度的地方分权，都不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办法。中央政府传统的过度的集权与集利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过度的放权与放利，又会因为纵容地方而出现地方割据与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局面。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中央与地方在权力资源配置上的平衡与协调的关系。中央政府既不能过分集权集利，地方政府也不能过度分权分利，双方应该平衡发展，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

8.近代以来，传统的治边问题已因全球一体化问题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确的治边政策是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具有新的战略意识，应将军事、外交以及对边疆地区全方位的开发与政治治理等多方面有机结合的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对边疆地区采取灵活适当的政策、策略与对边疆地区的有效开发，是处理好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最佳方案。

9.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政治变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以尊重自己民族特色和传统作为改革的前提，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不作为主义，包括不负责任的自由利己主义，都会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的土壤，学习与引进外国的先进制度是应该的，但引进时不仅一定要注意持重稳妥、不急不躁，更要注意是否能够不出现排斥的反应。这既要有汉唐兼容并包的拿来精神，又要有消化一切的能力与良性的政治机制的保障才可成功。

10.兵民是立国之本。民众利益问题、军队权力问题说到底是支撑政府存在的基础。在任何时候，政府施政皆必须考虑与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妥善得到解决，政府的统治就会固如磐石。

11.发展才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在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这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急剧地降低，从而给反对派提供颠覆政府的口实。

12.“强”政府在任何时期都是工作之重。很难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的国度，一个权威弱化的政府能够凝聚与动员起社会各阶层，担当起开创与稳定的重大责任来。

13.政治就是搞好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平衡艺术，是一种将各阶层利益与诉求最大程度普遍化、均衡化的过程。能否具有这种政治管理的能力，对执政者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