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6/25页）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和加拿大的3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从短期来看，该法案并没有为苏联国内带来任何自由化。苏联的宣传机器把此事吹嘘为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的胜利，而这位总书记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他个人更是将其视为自己主政的巅峰之作。然而，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法案中含有的有关人权的承诺是埋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的定时炸弹。当葛罗米柯认为异见人士无足轻重因而无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现政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对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发展趋势的解读大错特错。在维也纳大会上，沙皇外交的胜利是短暂的。俄罗斯在自由欧洲后来成了用来吓唬小孩的怪物，这就为俄罗斯埋下了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种子。1975年，克里姆林宫又一次在庆祝地缘政治的胜利，却没有预见到它的可怕的后果。

风云乍起的伙伴关系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伙伴关系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于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有了苏联的资深官员，尤其是苏联高级外交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的回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在这次的战争爆发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以及失去的领土，他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瞒过了政治局和驻埃及的苏联代表——尽管克格勃和军方对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肯定是知情的。就像对早先的北越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无法控制或约束他们在国外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