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8/25页）

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导致苏美缓和的衰退。相反，“赎罪日战争”让勃列日涅夫更加确信，只有依靠苏美共同行动，才可以促成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在10月28日致尼克松的信中，勃列日涅夫暗示有某些势力在搞鬼，想毁掉“我们之间个人的相互信任”。他不再隐瞒自己对基辛格的怀疑。而且由于对萨达特操纵别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甚至开始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葛罗米柯，阿拉伯人如果想让苏联人民“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就见鬼去吧。目睹了这场情绪大爆发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就是实用政治。但社会上对此毫不知情。”苏联的宣传机器使苏联人民相信，以色列又一次成了侵略者。就像1967年一样，报纸煽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则组织集会，表示要与“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团结在一起。

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想在中东暗中扮演务实政治家的企图毫无结果。1974年之后，美国掌握了埃以和谈的主动权，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苏联人已经在埃及投入了几百亿卢布，因而对萨达特的背叛极为憎恨。“失去埃及”对政治局随后有关非洲危机的决策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而且这些记忆在1979年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将激起苏联人对哈菲佐拉·阿明的怀疑，觉得他在阿富汗可能又会像萨达特那样对待他们。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辞职，给勃列日涅夫又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创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性质。这位陷入孤立的总统，开始把与总书记的伙伴关系视为水门丑闻的狂暴大海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示意，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愕的是，他甚至谈到要把“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像尼克松的某些幕僚们所担心的那样，想要利用水门事件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个毫无保留地继续支持尼克松的外国领导人。就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5年无法理解丘吉尔的选举失败一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们也无法理解，一桩水门大楼的窃听案怎么就能让一位如此可畏的国务活动家在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之后黯然辞职。在他们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除掉缓和在美国的首席设计师，缓和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好借口。

更令人痛苦的是，三个月前，也就是在5月份，勃列日涅夫刚刚失去了致力于缓和的另一位伙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一起性丑闻以及一位与他关系最紧密的助手京特·纪尧姆（Guenther Guillaume）被揭露出是民主德国的间谍之后辞职了。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和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首脑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不顾苏联的反对，把纪尧姆安插在勃兰特身边。在监视勃兰特并损害他的名誉方面，东德领导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讨厌苏联与西德之间的秘密渠道以及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友谊，因为它们危及了东德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的影响力。勃列日涅夫对勃兰特的突然辞职很是失望，同时也怨恨昂纳克。

在起初那些缓和设计师当中，只有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台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勃列日涅夫早先曾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不错。但临近60年代末，他开始得了脑动脉硬化，劳累过度就会发病，浑身乏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勃列日涅夫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服用一两片以鸦片为基本成分的镇静剂。有时他药吃多了就会昏昏沉沉，接着就有一段时间整个儿没精打采。

勃列日涅夫的外国伙伴们开始注意到他的日程安排的不规律性，而且有时还会突然销声匿迹。在1972年4月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带着这位惊恐万分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赛车，以摆脱自己因服药过度而导致的萎靡。“赎罪日战争”期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再次耗尽了勃列日涅夫的精力。萨达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请苏联驻埃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灾难性的形势，要求立即提供援助。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知道这位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安德罗波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关切。他想制造“过度劳累”去毁掉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便说基辛格和萨达特是在相互勾结。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服药渐渐成瘾，就命令他的贴身卫兵和护士暗中向他提供镇静药片。起初，安德罗波夫还假装劝说，到后来就听之任之了。他甚至有可能开始帮勃列日涅夫搞到那些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