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9/25页）

药片当然只会加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勃列日涅夫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短了，对于细节的理解力也开始下降。就连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多疑、易怒和偏执。克里姆林宫最优秀的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Evgeny Chazov）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服药成瘾“是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体垮掉的原因之一”。切尔尼亚耶夫从其所在的苏共国际部的角度，哀叹“这个建立在大革命基础上的伟大国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没有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和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基本消费品倒是长期短缺。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苏美双方的技术研发却在突飞猛进，并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慢吞吞的军控谈判。美国部署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S），即带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的单个导弹，给战略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突破。美国人还研制出高精度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它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也就是“先驱者”（SS-20）火箭，以及一种新的中型轰炸机图-22M（美国人称之为“逆火”）。苏联人研制了新的“台风”级核潜艇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972年之后的十年，苏联人制造了4125枚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人则制造了929枚。让美国战略计划的制订者特别担心的，是一种新的巨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而且适合在现有的发射井中发射，因而可以取代威力不够强大也不太可靠的老式火箭。美国人称这种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为SS-18，但其真正的名字却是“撒旦”。这表明，苏联的火箭设计人员虽然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但地狱的意象却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975年，苏联人开始部署这些导弹，并直到它们在发射井中的数量达到308枚时才停了下来。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于扩充导弹力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与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以及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有过正面冲突。他信奉“以实力促和谈”，不明白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军为什么会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被视为威胁。值得重复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想在不受要挟的情况下谈判，就像赫鲁晓夫当初那样。他仍然认为军控机制和各项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以成为苏美长期合作的基础。他的目标是在下次苏共代表大会之前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可以证实自己先前在1971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和平纲领的价值，并在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中提升自己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想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共同努力，克服通往全面战略武器条约道路上的障碍。在通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之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11月底举行会晤，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前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方对于此次战略谈判的指导原则是，获得与北约同等水平的安全保障。这首先意味着要清点一下北约“部署在前沿的”核力量，包括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基地上部署的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以及英、法的核力量。这些国家拒绝把自己的系统包括在内，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政治局的其他几个强硬派，以及军方的整个领导层，都坚持这个原则。尽管勃列日涅夫对于西方不肯让步很是恼火，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同事没有像自己那样为谈判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