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1/25页）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

对于与美国人的谈判，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表现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激情与投入。不过，不应当把缓和的衰落仅仅归因于他的精力和主动性的丧失。从1972年至1975年，总书记的日益严重的不适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谈判者。也许，为国事操劳是最后一件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抵御自己药瘾的事情。197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对自己身边由幕僚和笔杆子组成的、正在筹备接下来的苏共代表大会的小圈子诉说道：“即使是在赫尔辛基大会之后，福特和基辛格，以及许多参议员还在要求更充分地装备美国。他们想让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反对军备竞赛，但当美国人宣布他们要扩军而国防部又向我报告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保证安全，那我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该怎么办？我该给他们1400亿还是1560亿？而且我真的给他们钱了，一次一次地。钱都从烟囱里冒掉了。”

如果没有保证说会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勃列日涅夫就不准备与福特会晤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做事的原则是，只有在他看见“成功的希望”时，才会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多勃雷宁大使和克格勃的分析人员从华盛顿送来的报告写道，克里姆林宫应该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再进行谈判。不仅是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所有其他的幕僚都未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在水门事件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感到，尼克松“有点儿像美国的总书记”。他们不明白，福特为什么不能重申自己对于国会的权力，为什么要对游说团体和公共团体低三下四。另外，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到1974年为止，曾经推动缓和的那种政治因素与私人因素的独特结合，此时已不复存在了。

缓和在1969年至1973年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大动荡，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增长。国内阵线的瓦解以及柏林墙和越战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在西德和美国造就了新一代国务活动家。他们愿意从平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对于缓和的想象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回报，是因为多年来的耗费巨资加强军事实力和战略实力，是因为全球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人有利了。这种可以理解的错觉是个致命的错误。在非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代理人的战场上，它很快再次得到充分的证明。

争夺非洲

虽然后果是致命的，但是苏联介入非洲的升级却是克里姆林宫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离奇的过场戏。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主要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苏联专家后来声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非洲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原则或长远计划。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坦承，苏联人是在违背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被拖进非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局是在它开始支持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时“发现”非洲的。从一开始，苏联人就是依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前提采取行动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非洲的去殖民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个伟大的胜利。1955年12月，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写道：“要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就要通过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使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来开展下一步行动。”他还说：“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丧失，一定会加快社会主义在欧洲并最终在美国胜利的步伐。”

赫鲁晓夫本人梦想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非洲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窗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对他以及苏共内部其他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关键是非洲有很多人都用充满希望甚至热情的眼光，注视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视为进步的支柱，是非常可恶的前宗主国及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