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2/25页）

西方喜欢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以及莫斯科对此的怨恨，强化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冲动。斯大林未能得到利比亚的海军基地这件事并没有被忘记。一位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感到，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把门罗主义从美洲延伸到非洲”。长期以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去殖民化之后的政局极度动荡，这给了冷战的两大敌对集团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机会。总的来说，它就像19世纪下半叶驱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

这些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忘记了。现在也许有人认为，当时，莫斯科与北京在全球争夺“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霸主地位，促使苏联重新回到它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立场。但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1970年曾经自信地向政治局报告，中国人在非洲的“攻势”失败了。1972年4月，勃列日涅夫告诉基辛格：苏联驻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经在沙漠中央发现一座中国饭店。“到这座饭店吃饭的人在离开时都带着一捆免费的中国人的宣传资料。那是他们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嗯……在他们争夺该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并失去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关闭了这座在阿尔及利亚的饭店。”然而，正是在1970年秋，在莫斯科为反对中国的“饺子外交”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才提出并得到政治局的支持，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政策。

促使苏联重返非洲的原因是：仍然支配着克里姆林宫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非洲大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非洲的领袖们自己也积极要求苏联的介入。就像在克格勃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多年试图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获得援助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唯一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再次错失影响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不过，这一次苏联对非洲的介入不单单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圣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之角”成了苏军展示其新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的地方。苏美对于非洲的争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扮演全球大国的角色，要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从1964年起，苏联就着手建立战略海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母舰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这些能力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苏联海军司令部，尤其是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渴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并要求在非洲建立基地。1974年，他们在索马里得到了一处基地。正如事实将很快显示的那样，这个基地带来的麻烦让苏联人得不偿失。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