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4/25页）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