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3/25页）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

由于职能和个人方面的这些原因，苏联领导层没能采取大胆的计划和积极的行动。这就让其他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强力人物，包括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o Neto）和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尤其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战友，把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拖进了精心策划的非洲棋局。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古巴的各位领导人并不完全是莫斯科的傀儡或代理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直到他在1967年死亡）以及古巴的其他革命者一直在支持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几内亚比绍的革命游击队的行动。古巴人相信，美国在1975年的逃离越南，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一轮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来临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与苏联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因为1962年苏联人“背叛”的阴影还笼罩在哈瓦那的上空。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试图修复与古巴人的亲密关系——领导这些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继承了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1965年，安德罗波夫告诉自己的一位幕僚说，将来与美国的竞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和拉美。如果苏联得到那里的基地，它就能拥有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格列奇科和军方强烈支持这样的逻辑。安哥拉是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克格勃从1970年起就主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提供援助和培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