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6/25页）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