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8/25页）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但反对干涉的决定当时似乎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三驾马车”起初的干涉主义立场为未来招来了麻烦。率领阿富汗“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前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没有放弃。实际上，在塔拉基离开莫斯科后不久，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就在他们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点。结果，苏联增加了对喀布尔政权的物资投入，而且苏联顾问——大多是军人和克格勃——的数量估计也达到了4000人。

当阿富汗在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再次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一结局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作为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要更加精明干练，其为人做事非常像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阿明的角色原型是约瑟夫·斯大林：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依靠残忍的武力；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他不惜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建立阿富汗军队和镇压赫拉特叛乱时的能量，为他赢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情。然而，勃列日涅夫支持塔拉基。1979年9月初，这位阿富汗总理在赴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阿明正在策划推翻他的军事政变，而且刚刚把他的人从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拿掉。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次谈话之后，克格勃连同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馆一起，曾经试图除掉阿明，结果未能得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明逮捕了塔拉基，并于10月9日下令将其捂死在他的牢房里。之后，阿明又驱逐了苏联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被暗杀，这让总书记本人在情感上突然间也被卷进了阿富汗的革命事务。据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这个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连与他一起革命的人都被他捂死了？阿富汗革命现在谁来掌舵？别的国家的人民会怎么说？人们还能信赖勃列日涅夫说的话吗？”从这一刻起，苏联武装干涉和除掉阿明的势头就开始增大了。在塔拉基遭到谋杀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据说就告诉国际部的一位官员说，派部队到阿富汗已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