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9/25页）

之所以会对不干涉的决定进行重估，很可能跟1979年1月之后伊朗革命的迅速升级——同年3月31日在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迅速提高对阿富汗西南地区激进叛乱分子的支持力度有关。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知道，伊朗革命将开辟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新时代，而且它比冷战和苏联存续的时间还要长。他们怀疑而且起初还严重夸大美国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的联系。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开始专从苏美零和竞争的角度考虑阿富汗问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之后，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波斯湾，这让总参谋部惊慌起来。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回忆说，“我们担心如果美国被赶出伊朗，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占领阿富汗”。据说，令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感到不解的是：如果美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就该低调，小心行事，而且还丢掉阿富汗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克格勃从喀布尔发回的关于阿明在耍两面派并秘密会见美国人的报告就让人更不安了。几年前萨达特的背叛加剧了人们的猜疑。

苏联做出除掉阿明并“拯救”阿富汗的决定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团体决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10月和11月的某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的意见并开始策划入侵。葛罗米柯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接着也表示同意。这几位最高领导人对于准备工作守口如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班子中的分析人员都不知情。按照“三驾马车”的想法，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支持。1979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向他摆出了主张入侵的种种理由。他写道：“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阿明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不会跑到西方那边。”这封信建议策划政变，推翻阿明并让遭到流放的那一派阿富汗革命者在喀布尔掌权。

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德罗波夫的基本看法，即说阿明即将背叛，其实是来自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这位克格勃首脑似乎扮演了他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就是用真真假假的情报让勃列日涅夫坚定干涉的决心。12月8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针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的。乌斯季诺夫建议，利用阿明多次提出的让苏联出兵的请求，派几个师进入阿富汗，确保顺利接管。而且原来的打算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撤出这些部队。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缓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担心，本来还有可能再次否决赞成干涉的意见。但这一次，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都没有反对。1979年秋，缓和似乎正在跌入最低谷。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峰会所产生的少量善意已消失殆尽。在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怂恿下，白宫发了一个假警报，说有一个旅的苏军在古巴——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罪名。此举加剧了莫斯科的怀疑：华盛顿有人决定向苏联发起全面挑战了。

使天平向赞成干涉的一方倾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这项在12月12日的北约外交和国防部长布鲁塞尔特别会议上正式做出的决定，苏联分析家们在若干天前就提前估计到了。它给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12月8日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强调：阿富汗问题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形势的一部分，美国的短程导弹也有可能部署在阿富汗。

苏联的高级将领是最后一群竭力反对计划中的武装干涉的人。在12月10日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首脑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向勃列日涅夫和“三驾马车”表达了自己及其同僚的保留意见。他列举了苏军在不熟悉的、困难的条件下将会遇到的种种危险，并提醒各位政治领导人：对美国人在该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担忧是假想的。与奥加尔科夫元帅关系紧张的乌斯季诺夫，没有讨论前者担心的问题，而是要他住口并服从领导。几分钟后，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试图再次警告入侵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会使东方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致起来反对我们，并使自己在全世界遭受政治损失”。安德罗波夫打断他说：“集中谈军事上的事情！制定政策的事交给我们，交给党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天，政治局没有达成决议。两天后的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得知了北约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这时政治局批准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政变和武装干涉双管齐下，以“拯救”阿富汗。极度虚弱但看得出很激动的勃列日涅夫，在干涉的决议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