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7/25页）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欢迎来到阿富汗！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