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4/14页）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却没能促进世界范围内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寻找革命契机的过程中，苏维埃的领导者们做出了拥抱一切的姿态。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向中国人民喊话，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独立，同时宣布废止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这一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布尔什维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评估时局，寻找值得资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3]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谋求北京政府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当时北京的军阀们正忙着向英国人献殷勤，把越飞撂到了一边。他便转而赶赴上海，会见孙文。

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