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6/14页）

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

到了圣多明各后，鲍罗廷觉得亲自带着这些珠宝通过美国海关有些冒险，便决定直接去墨西哥。他把那个藏有珠宝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毫不知情的奥地利人，那个奥地利人答应把它带出美国海关，并交到法尼娅手里。

到墨西哥城上任后，鲍罗廷从法尼娅处获悉那批珠宝一直没有交到她的手上。于是，鲍罗廷便派一个特工赶往圣多明各，结果这个特工也消失不见了。他又派了另一个特工去搜寻那个奥地利人和行李箱的行踪，一直追到海地才找到他们。可他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却什么都没找到，那个奥地利人还冲他大发脾气，说他已经发现了藏在夹层里的秘密，不过他没有把那些珠宝送走，而是连行李箱一起藏在衣柜里。鲍罗廷派来的第一个特工从行李箱里扒出了那些珠宝，然后带着它们离开了。

鲍罗廷派出的第二个特工在太子港找到了第一个特工，发现他正准备登船去纽约。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那些珠宝的下落，说自己赶到那个奥地利人家里时，那些珠宝就已经不见了。

两个特工一起返回了墨西哥，经过一番审讯，却毫无结果，鲍罗廷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莫斯科。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他要么是把珠宝投进了大海，要么私藏起来以备退休之后使用。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的冬天，法尼娅神话般地带着那些珠宝出现了，鲍罗廷的名誉得以恢复。至于那些珠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法尼娅又是如何得到它们的则一直无人提及。

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

鲍罗廷此行的目的，是指导孙文如何把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转变成一个以强大的以群众运动为后盾、纪律严明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并入国民党，而是与其合作，辅助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做出的决定。他们准备建立一支用国民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派军阀的新型军队。为了打好军队建设的基础，苏联人计划为孙文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教员由苏联军官来担任。在去会见孙文的途中，鲍罗廷借机观察了一下这座城市，实地了解了国民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广州城里挤满了士兵，总数大约有40 000人左右，都是各路军阀手下的那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他们现在由国民党发饷，为此孙文每天要支付26 000美元的费用。真正效忠孙文的贴身护卫只剩下200人，其他的都在前一次的广州之乱中被陈炯明的部队杀害了。

得到喘息机会的陈炯明将军打算重返政坛，他再次率军兵临广州城下，准备重新夺取这座城市。孙文花钱请来的那些雇佣兵整天在街头晃悠，只知道消遣作乐，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