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40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