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9/10页）

《隋书·柳庄传》记苏威之语：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可知周隋统治者，已深深意识到“学业”与“世务”的脱节。在南朝士族政治下，“有学业者”为雅士，多出士族显贵；“习时务者”为俗吏，多出恩幸吏门。周隋官僚政治的代表者，在未能找到使“学业”与“世务”协调起来的更好办法之前，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反士族风尚而行之，舍“学业”而独取“时务”，抑制“以文取人”，而回到汉代“以能取人”的旧例上去，以确保军政任务的完成。

在吏能与经术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周书·儒林传》“史臣曰”：

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

又《隋书·儒林传序》：

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

可见，那种徒能章句的“腐儒”一流，也处于沉沦之中。其原因，则在于王朝“先法令而后经术”、“咸取士于刀笔”，而轻视那种单纯学术性的儒术。当然儒术已为“君人之大道”，王朝在“尊儒重道”上往往还能够做出努力，而且制礼作乐及文化教育的任务，也还要依靠儒生完成，但即使如此，大多数儒生仍处于“弊衣箪食”的境地。按汉代儒生文吏并用，一取其“轨德立化”，一取其“优事理乱”，言德政教化则称举经术，言政事吏能则依倚文法。魏晋以来士族兴起，玄谈成风，强调经术反而意味着强调官僚政治了。而周隋间又有所变化，王朝不仅弃玄谈、抑文学，甚至还有轻儒术而入于文法之倾向。事情往往如此：“矫枉”不能不“过正”。

在北魏后期，就已有“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的情况。这说明官僚政治复兴之始，王朝对于“学业”与“世务”相脱节这种本末倒置、名实不符之现象，就已经有轻抑“学业”而强调“世务”之态度。在北周时，公卿官僚重吏能、轻文学已成世风。《周书·崔谦传》：“历观经史，不持章句，志在博闻而已。每览经国纬民之事，心常好之。”同书《李昶传》：“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按文章之盛始于曹魏，曹丕盛称为“不朽之盛事”；而周时观念，文章已“不足流于后世”了。故史传叙周隋公卿百官，又每有“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有军国筹略”、“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等语。甚至君主亦是如此。《隋书·循吏传序》：“高祖……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又《刑法志》：“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由此正可见事会之变。

综上所述，由于鲜卑尚武风习的传统影响，由于保证军功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要求，由于对山东及江南士族的疑忌排斥，由于官僚政治的复兴带来的重新确认文官选拔标准的要求，由于察举策试已集中于文辞经术而无关于政务吏能的发展状态，那么在周隋之时，王朝对选拔吏才的特科尚较重视，对采用策试的岁贡诸科则颇有保留，就是很自然的了。

我曾提出，可以把察举制地位的升降，看成是皇权兴衰的一个近似标尺，把考试取士的原则，看成是官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是就总的历史趋势而言的，是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之中体现出来的。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却未必总是线性的对应关系。同时还须指出，虽然在此我们以一定篇幅专门讨论了周隋官僚政治的复兴对察举制发展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这种负面影响看成主流。周隋王朝在承袭、发展察举学校制度上仍然有其积极的努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北方少数族的军事部族制度与组织的力量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才使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这在事实上，仍然是为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368页，“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条已论及这一问题。北朝散官也经常形成问题，但王朝政府也在不断努力解决其弊端，例如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以策试沙汰东西二省冗官，详见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