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28/29页）

东京君臣兴高采烈之日正是前线将吏如坐针毡之时。

童贯、刘延庆快活得还不到十二个时辰，二十五日中午，刘光世就带着杨可世前军已全军覆灭，杨可世、郭药师等将领下落不明的坏消息，率部匆忙逃回。其实刘光世带来的消息纯属臆断，他只听说萧干已全师回援，就断定杨可世必败无疑，在他拔脚往回转的时候，正是杨可世在王城门下喋血苦战，迫切需要后军前去接应的时候。如果刘光世的接应之师先萧干的援军到达，战局的结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了。童贯、刘延庆当下听了这个消息，又不见杨可世那里有人派来，就信以为真，吓得魂飞魄散。童贯一看大局不妙，一面痛斥刘光世擅自逃回，贻误戎机，一面借口善后，自己带着僚属们急忙逃回雄州，把前方军事完全责成刘延庆，要他戴罪立功。

刘延庆如何挑得起这副千斤重担？二十五日夜萧干耀武扬威的挑战，完全证实了刘光世带来的噩耗。他如在水火之中，一心只想步童贯之后尘，立刻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二十六日刘延庆才得到确息，杨可世、郭药师等少数人既未阵亡，也未投降，已取道固次、三家店逃回涿州。这个消息也不能使他安心一点。这时萧干派人潜入卢沟河南岸宋军的后方，到处纵火，把宋军的军需、粮食焚烧一空，有些驻军的营寨也被烧起来，白天黑夜，不是烟焰迷目，就是火光烛天。再加上萧干到处相度水势，搭架浮桥，扬言要大举渡河，围歼宋军。又说涿州、易州都已收复，包围圈日益缩小，宋军再不逃走，唯有死路一条。萧干的谣言攻势、宣传攻势、水攻、火攻纷至沓来，前后相继。宋军前阻无定之河。

十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天，刘延庆连续给宣抚司申了十二道文书，要求立刻“那回”。

童贯也乱了主张，自己不出面，却叫“摩睺罗”以宣抚副使的名义，给刘延庆一个书面答复：“仰相度事势，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可有误余事。”

刘延庆的申文和蔡攸的复文都不愧为文牍主义的杰作。刘延庆明明是自己希望“那回”，为推卸责任计，要宣抚司给他一个书面答复，同意那回。童贯乖巧，推给蔡攸复文。蔡攸说了模棱两可的话，“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还要刘延庆自己斟酌裁度，把责任推回去，然后再官样文章地责成他“不可有误余事”。仓促那回，岂得不误余事。其实误不误事都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只要求自己不负责任、少负责任就好。但是这件复文的确救了刘延庆一命。后来朝廷追究起战败的责任，刘延庆出示复文，童贯、蔡攸不能够把全部责任一股脑儿地都推在他一个人头上，才得了较轻的处分。由此可见这条糊涂虫，在保护自己安全一点上，倒也不算太糊涂。

二十九日这天，野火四发，风声越紧。刘延庆早已急得六神无主，一见宣抚司的复文已到，如获大赦。不暇和诸将商量撤退的步骤，带着刘光国、刘光世，父子三人撒腿就跑。诸将僚属找不到主将，又见中军的粮台燃烧起来，顿时秩序大乱。一向具有逃跑优先权的宣抚司的幕僚们，岂甘落后，也抢着乱跑。人多门挤，有的人等不得挤出营门，竟然推倒短墙，毁墙出去逃命。各营的将领们听说中军大乱，粮台被焚，也就弃军而走。士兵们得不到上级的命令，找不到统将，也乱成一团，东奔西窜，霎时间形成土崩瓦解之势。萧斡里剌趁势驱军追赶上来，未经一战，就把卢沟河南岸的宋朝大军全部杀散。败兵们自惊自扰，自相践踏，有的被战马踏死，有的被车辆轧死，有的挤在河里淹死，有的从山崖上滚下来摔死。从卢沟到白沟，一百多里之间，到处都有这些不是战死，而是逃死，不是死于敌人的锋镝下，而是死于长官荒谬措施中的尸体。军需粮食，一半被焚，一半丢掉，损失殆尽。

从九月底以来好不容易取得的军事成果，一夕之间全部丢失，还贴上数万名官兵和夫子的本钱。这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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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强人意的只有王禀在无定河侧翼的这支军队与劲敌耶律大石相持了数天。宋军欲退故进，欲前故却，虚虚实实，弄得耶律大石一时也摸不着头脑。最后刘锜、王禀听说卢沟河大军溃败了，这才整师徐徐而退。这就是耶律大石没有能分享卢沟战役胜利果实的原因。

耶律大石的部队还曾被击败一次。

他们五千多骑追到滹沱河边时遭到宋朝一员裨将韩世忠和他的伴当苏格等六人的逆击，折了便宜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