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夜谈（第2/7页）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是那个有名的“踩圣像”考验，通过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荷兰人在出岛，中国人在唐人坊。其实，元禄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较放心。不过，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

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1689年)，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不足四千坪）宽敞多了。荷兰人把出岛称作“远东监狱”，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以解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挣荷兰钱的”和“挣唐人钱的”。海上航行艰苦劳累，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结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还有“长崎老婆”。

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长崎，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他已脱离家业，专心从事绘画。半年前，他从宁波乘坐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原则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他们可以长期居住，比如某些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他毕竟是艺术家，喜欢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苏州，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

“已经三年没见面啦。”在去往长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叹起来。他上就要三十岁了。一想到年龄，脑中就会浮现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长，身材苗条，到死都没失掉孩子气。对，她长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终于发现了自己对正助怀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儿岛，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来往，他们类型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叫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稳重。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青年，但总觉得不如正助亲切。跟正助分别时，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国图志》送给他。正助翻看了几页，低声道：“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成的。在书中，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势，并主张中国必须推进近代化。确实应该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读这本书，不过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给大久保，而没想到西乡。

唐人坊亦称“唐人馆”，中国人也称其为“华馆”，境内称为“馆内”，直到现在日本还留着“馆内街”的地名。华馆四周围着七尺[4]多高的砖墙，墙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宽的壕沟。华馆的大门被称为“一门”，里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进“二门”才是被称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区。

已有三艘唐船进入长崎，馆内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国人。二门旁站着二十来名同胞，大概是来接人的。理文以为哥哥会在里面，但看了一眼发现没有，正准备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喂！在这儿！在这儿……理文，你发什么呆呀！”

理文顺着声音再次看向二门旁。“啊，三哥！”他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正是哲文。理文刚才没有认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发型变了。清代的中国人都是剃去前半个脑袋上的头发，将后半个脑袋上的头发梳成辫子，像理文这样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会用头巾遮住脑袋。而哲文却蓄了满头黑发。理文不觉从侧面瞅了瞅，哥哥脑后已没了辫子。

“你脑袋怎么啦？”

梳辫子是满族风俗。满族统治中国后，将自己的风俗强加给汉族。这种强制非常彻底，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理文自然对哥哥感到讶异。

“当和尚不就没事了！”哲文笑了。

满族信佛，尊敬僧侣，准许和尚剃发。因此，清初不少大汉民族主义者为抵抗这种奇异的风俗，便出家当了和尚。不过哲文剪掉辫子后又开始蓄发，整个脑袋长着三厘米长短的头发。他似乎还有点担心，边走边不时摸摸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