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夜谈（第3/7页）

“你真出家了？”理文追问道。

“当然。这不是真和尚头的声音吗！”哲文用拳头敲了敲脑袋，不辨真假地笑道。

“那……找人起法号了吗？”

“法号？嗯，有，九曲。”

“哈哈哈！”理文也笑了。

哪里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号！哲文的雅号是九曲山人。福建武夷山中有处九曲名胜，大儒朱熹曾作《九曲歌》。连家兄弟幼时常跟随父亲去武夷山临溪寺玩，还背过《九曲歌》。

“不说这个了。”哲文把手放在理文肩上，“走吧，你也累了，屋里备了酒菜。”

理文感受到了从哥哥手心里透出的温暖。

屋子里，一张红漆圆桌，三把椅子，兄弟俩相对坐下。哲文背后有一张山水大屏风，理文一看就知道是哥哥画的。他虽不会画画，但有着表现美的愿望，纵使不知道如何表现，但一看哥哥的作品，就深深地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这正是我心中所想啊……”

三年没见，自然有满腹的话要说，但千头万绪，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理文本想问问父母的情况，但一想哲文在来日本之前都没见过父母，而自己一年前见过父母，要问也应该是哥哥问自己。

“咱俩谁的日本话说得好？”理文还未开口，哲文先说道。

“哎呀，这怎么说呢？”

“要不，现在我们只说日语。我在日本待了半年，你待了一年。”

“长一倍。”

“不过，待得长不一定就说得好，总之比比吧。找个女子给我们当裁判。”

“女的？”

哲文并未回答，回头用日语道：“袖若，你过来。”

屏风后走出一个年轻女人。

“这是我弟弟理文。怎么样，很像我吧？”

这个叫袖若的女人坐下来，笑道：“到底是兄弟，一眼就能看出来。”

哲文告诉理文，袖若是引田屋的妓女。理文在日本待的时间长，对日本妓女的情况有所了解。在萨摩时他便听说了长崎妓女和清国商人殉情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文人船主江艺阁和妓女袖扇生了一个孩子。理文一说这事，哲文佩服道：“了解的不少呀，这事也传到萨摩了？”

“江艺阁是名人，萨摩和长崎会所又有联系，自然知道一些。”理文道。

有些人在本国默默无闻，但在日本众所周知。画家伊孚九和文人江艺阁便如此。据说赖山阳[5]想见江艺阁，特意来到长崎来，结果唐船未到，二人没见上面，但也传为了佳话。当时，赖山阳叫来跟江艺阁相好过的妓女袖笑，还做了几首戏诗。不过，袖笑和袖扇并非同一人。引田屋的妓女大多以“袖”为名。引田屋又名花月楼，长崎的中国人称其为“养花山馆”。

袖若弹起了三味线。

在日本待了一年的理文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气氛。萨摩人的习惯是跪在榻榻米上的，这令他苦不堪言，而在唐馆坐的是椅子，他觉得舒服多了。他凝视着袖若的手，那拿着拨子的手白到令他头晕目眩。他只看手，因为看袖若的脸使他感到痛苦。

哲文曾爱过一个叫清琴的女人，但她同诗人龚自珍殉情了。那是八年前的事。袖若的脸乍看没什么，但越看越像清琴。“莫非……”一想到哥哥的情感遭遇，理文就难过起来。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因而很理解哥哥的心情。

袖若弹着三味线，用清脆的嗓音唱着小曲，这期间，酒菜已经上齐。一个半老汉子跟在仆役后面走进来道：“今天的菜是特别做的，最近我也会做几样拿手菜啦！”他是唐馆的厨师。唐船上的厨子、杂役，一上岸就变成了唐馆里的厨子、杂役。

酒一上来，话匣子就打开了。袖若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一直说个不停。她说到了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袖扇和袖笑的传闻，也说了从前辈妓女和鸨母那儿听来的旧事。“从前和现在可不一样啊！”在长崎，不管谈什么，似乎都要以此为开场白。

长崎作为交易窗口，但如今，贸易已经衰落了。一百六十年前，唐人坊建成时，这里常住着五千唐人，最多时甚至过万，十分热闹。现在超过五百人的时候都很少，秋季唐船一走，就只剩几十人了。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连妓女都知道。

在长崎黄金时代，日本主要出口铜。清国铸铜钱，但国产的铜不够用，所以从日本大量进口。铸币是政府的事，采购原料自然也是国家行为。进口商经政府特别许可，有了“办铜官商”这样威严的名字。他们一般都和本国官僚有着密切联系，是所谓的“御用商人”，与周围小商人之流大不相同。日本出口铜的代表是兼营铜山的泉屋，这是住友家的店号。元禄时代可说是出口铜的高峰时期，当时每年运走的铜有时超过七百万斤[6]，而现在呢？最多也就五六十万斤。当时清国的铜价猛降，由于购买鸦片，白银大量外流，因此银价上涨，铜价下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两银只能换八百文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