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谈判与归国工作

解放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于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医生、护士没有随军出国，被分配到地方军区医院或转业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陆军学校当医生，过上了和平生活，他开始思念家乡。一些日本同志向组织上提出回国的愿望。1951年底，组织上告诉新井：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协助日侨回国，于是就有了1953年中日红十字会的谈判。

在协助日侨回国的过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政治部门。这次日侨回国任务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证在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日籍人员安心和安全地回去，开始新的生活。中央安排日侨回国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华北军区政治部开始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首先是摸底、调查，华北军区1953年12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中说：“集中回国之日侨，除少数来自地方工矿企业外，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在我军服务过的。他们在我党我军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过一定考验和锻炼，在工作中一般积极肯干，有三分之一的人立过功。从日侨的档案材料中看出，各级党政机关对他们的政治面目及历史情况是了解较清楚的。”[7]

调查工作结束后，军区政治部将日侨集中，进行动员工作。日侨多数人希望回国，但也有顾虑。有的认为自己是解放军，不是日侨，不够回国条件。有人怕回国受迫害，怕找不到职业无法维持生活。组织上首先肯定了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和功绩，向他们讲明了国际局势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现在具备了回国的条件，消除大家的顾虑。有些日侨准备回国就干革命，组织上又向大家阐明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让他们回国后要适应日本的环境，过安定生活，不要轻易去搞革命斗争。

为了让这些日侨回国后能正常生活，组织上为他们发放了资助金。元木和男说，当年按日本医生、护士的级别和工资待遇，比照军队干部复员转业规定，每人补发了半年的工资，在国家外汇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兑换成港币。这笔钱当时在经济凋敝的日本，是一笔相当大额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日本作安家置业的费用。

军区政治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隐秘这些日侨的身份，避免他们回国后受到右派的迫害和当局的监视。组织上要求日侨交回军用品和军装，以及所有能证明他们在军队工作的物品。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战友都获得了三枚纪念章和一枚奖章，这是他们光荣和珍贵的历史纪念。他们回国时，组织上要收回这些奖章。他们感到十分惋惜，非常舍不得。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的态度，从爱护和关心他们的角度，向他们讲明了道理。日本战友识大体、顾大局，他们要求在情况允许时，发还给他们这些用生命和血汗获得的珍贵奖品。中国政府和军队答应暂时保管，今后情况允许一定发还。

穿着中国干部服装回国的日本友人

收回了军装，组织上为日侨购置了便衣，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蓝色人民装和干部帽，还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据华北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总计换装费、资助费共开支四十一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抵新人民币一元）。当日侨登上回国的轮船时，知道内情的人从他们穿着的统一的人民装，还是能识别他们的身份。

为了保证日侨安全回国，军队政治部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当年参与日侨回国谈判的人员，也不清楚这些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侨情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军委总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回国的日侨清单。其中“东北各系统日本人分布状况表”中，“军队关系”栏登记的日本侨民统计，“军区直属”579人，“卫生部”2730人，“军工部”1074人，“军需部”174人，共计4557人。“关内日本人分布概况表”中“野战卫生部”2034人，这些人都是军队人员。太原市1000人，察哈尔大同县300人，注明“捕虏”，说明他们是“蚂蚁部队”的战俘。

关于“蚂蚁部队”的处置，华北军区政治部1952年11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说：“永年训练团共有日俘707名，连同家属361名，合计有1068名。其中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管押者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编为劳动大队者601名。对战犯的处理已与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厅全部接管。劳动大队与中财委联系，已决定由中央农业部接收，农业部已决定将这些人遣往西陵从事农林垦植和修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