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喋血行军路（第10/14页）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了日军的注意力，其他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绝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他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包抄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