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迟迟吾行

我不曾想到再会出国。抗日战前、战时、战后，都有人劝我带熙治到美国读书，身家着落在比较安定之地。我都未加考虑，事经十年。我不考虑之故：一为懒，留恋乡土；二为俭，在本国还可以做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顾自己为难，徘徊异乡又如何？三为志，人方宛转于焦土，我奈何隔岸观火？受国恩深重，“国恩”即社会之恩，患难与人共之，是我最小限度无可如何之报答。

如此存心，虽迟迟而终出于一走，我不胜惭憾。离国前一年半之间，多尝了许多忧疑、恐惧、麻烦滋味，其时连熙治亦已不在我身边，更为举目少亲。

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十八日，熙治携外孙邱树同，坐船到美，医治树同的右腿膝部关节结核病。事情酝酿甚久，树同甫学步而得此病，医治寡效而加剧。我见他拖着石膏包的腿爬来爬去玩，十分心疼，听他叫痛，坐立为之不宁。最后请诊治的骨科医生俞时中是张静江先生家快婿，其夫人乃琪与熙治是幼年游伴。时中为树同诊治数月，建议用手术割治。膝部组织复杂，中国医院设备不够，她想到她的老师纽约威尔逊老医生，如肯治，最为妥当。出国就医岂容易的事！我们斟酌而又踌躇，耽搁很久。卅七年的春，我胸口生核，疑为乳癌。在此以前，张岳军先生颈上生瘤，医生断为癌，拟到北平协和医院用深度X光照治，协和无此设备，乃到纽约。纽约医生谓此种瘤非毒性，已在十五年前有证明，故匆遽而往，愉快而归。他听到我病，劝勿蹉跎自苦，力主飞美。还有其他朋友关切，立即给我护照。我决定在沪请一著名德医开刀，不愿出国。而为熙治母子请护照，成就其行。陶斯德医生为我动手术，经过顺利，用费极少。如此我心甚安，熙治出门亦放怀。树同经过五次手术，虽一腿不能弯屈，然全体健康胜于常人。威老医生只收一次手术费，以后每年为之检验二次。他知道我们国内出了事，不但他自己不再收费，而且为树同向医院请求食宿减价。每次开刀都非小手术，他已是退休之年，而树同的病，他始终一手负责。食宿减价亦是他自动想到的。我与熙治常常告诉树同，俞时中伯伯和威尔逊老医生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

熙治、树同动身的次日，我在莫干山接到王大纲的信，附八月十九日剪报：政府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黄金、外汇。金圆券一元兑法币三百万元，四元兑美金一元，二十元兑黄金一两。黄金外汇都归国有，民间持有之黄金外汇，限九月底止，向政府指定之银行兑取金圆券。不得私藏及买卖黄金外汇，告密者得奖百分之四十。在国外读书或医病，可在国家银行存储外汇。限制物价以八月十九日市价为准，不准购货屯积。这件事有特设委员会主持，有特别警察执行。

黄金外汇国有原非苛政。在战况不利，军费庞大，财政不可终日，法币价格日夜数跌之际，亦属不得已之措施。然政府正需要争取“人心”，操之过急，岂非为渊驱鱼？复员时，东南人民已经受过二百比一之折扣。伪组织下发行的“储备票”，其膨胀程度并不如此大，而持有储备票者不尽属“伪”，吃亏的都是老百姓。复员时，财政部将法币与储备票价格定为一比二百。这件事，与教育部规定沦陷区大学生补习一年，同样带惩罚意义，引起不平，然忠贞爱国的老百姓，被抗战胜利一个大欢欣题目盖住而忍受了。这次，重新加了刺激，中产阶级没有了安全感。

我自己，第一件受的间接影响是卖爱棠路的住房。这住房当年为安置膨胀之法币而置，战后屡欲出售，因出售后自己仍须有一住处：当时上海租屋须出顶费，顶费大得惊人，几及屋值三分之一；我看过二开间三层楼有卫生设备的弄堂房子，要顶费廿五条，一条是十两黄金；我卖屋而出顶费租屋，甚不合算，我不会占了屋不还房东而再顶给人；因此踌躇而总未成议。熙治出国，我的生活可更加简化，一个在地产公司做事的亲戚，为我觅得买主，说定八月底订约付定洋，十月底出屋。此事在我了却一桩心事，得一笔收入，而庾村工作更可资以挹注。房价讲定付金，此系当时一般惯例，我要求一部分在美交给熙治，买主亦允照办。熙治未到美以前，我在国外银行尚无存户。

金圆券及金钞国有条例，不前不后在八月十九日发表，我细看条文，立刻函知大纲，我八月底以前准回沪，我到沪前切勿收定洋。买主忽然取消付金之议，亦不允在美转划。惟允在十月底我出屋以前，分期付金圆券，如币值已跌，每次照黑市计算。我不善安排经济，何况在此混乱的金融中！酝酿至久甫有成议之卖屋计划，只得取消于俄顷，一切预计均成画饼。不但如此，手头还有点金钞，其中一叠美票我赴山时与熙治推来推去，我要她带着手边宽裕些，她要我留以自用，都在九月底以前遵令到银行换成金圆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