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在何方

1934年10月·粤北与湘南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级别，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作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