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在历史的那个时刻，在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自一九三一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三十九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

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无不在质疑和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词句，在整整十个世纪过去了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中书过来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时，秦家的家境已经败落。博古对诗词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和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将要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