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2/16页）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作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有十七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作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作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备转移的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这样在拱手相送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