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神秘遗诏引发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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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