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第5/6页）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