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以武力用兵为行动方略的重心，除试图争取清军将领外，主要是利用秘密社会现成的组织和武装，“从草泽而与朝廷抗”[1]。以往的研究，目光集中于长江流域，对两湖及江淮的会党盐枭参与勤王之事有所论及，而对保皇会与两广会党游勇及盗匪的关系所知不多。保皇会将勤王的主力正军和根据地放在两广，必然全力争取当地的秘密结社，网罗了不少实力强名头响的首领人物。关于秘密社会，史料较为难得，所见多为外在的否定性片段记录描述，不易形成系统，深入内部，要找到某一具体人物或某一地域、某一团伙的连贯性资料，尤为不易，历来研究者不免雾里看花。

至于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康有为等人事后为了推卸责任，将“惊粤”的罪责嫁祸于革命党，又极力否认其与两广秘密社会的联系，使得有关史实更显模糊。其实，保皇会结交利用的两广秘密社会，不仅有广西游勇首领如李立亭、陈翼亭等，还有不少广东著名的盗匪头目，其中康有为的同乡、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便是代表之一。

与其他盗匪会党首领相比，区新参与革、保双方的反清密谋时间较长，关系较广，留存的资料稍多，经过十余年的寻访搜求，可见大体轮廓；而且所得不仅限于某一方面的记载，可以相互比勘印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变动，盗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族（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缘）联系，破坏了原来官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极度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清政府将无法继续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

第一节　盗与官绅

清代广东盗匪横行，早已远近闻名，令当局大为头痛。所谓:

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2]

赣人文廷式的感觉是:

粤中盗贼太横，将来不知若何？离城一里便是畏途，非可久居。[3]

所以广东虽然交通海外，物产富庶，商贸发达，却为官不易。为了对付盗匪肆无忌惮的活动，维系统治机制，各级官府采取了多种防范和压制措施，清廷也十分注意广东盗匪的异动。

区新的活动进入清廷的视线，最早是在1899年9月。9月3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

有人奏闻广东南海县西樵、大同、吴村等乡，贼目李昭、傅赞开、区新聚党数千，潜谋作乱；又闻肇庆府西江一带，有劫及轮船情事，著谭锺麟、鹿传霖严密查明，如果实有其事，应即督饬文武员弁，认真查拿惩办，毋任聚众滋事，并将办理情形，即行具奏，以靖地方。[4]

不过，区新一伙形成势力，对广东当局的统治构成威胁，则至少从一年前已经开始。

区新，广东南海县上金瓯堡人，其地在西樵山西北，与三水县临界，堡内各村总名为区村，共分小村16，其中10村为区姓。[5]有报道说：“南海区村附近西樵，宗族繁盛，盖富乡也。该乡向例每届三年约内神庙赛会巡游，极为庆闹”，还要招演梨园名班搭台唱戏[6]，照常理并非盗贼滋生出没之地。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恰为盗匪丛聚之区，南海尤盛。光绪初年任南海县令的杜凤治在日记中称:

广东盗案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7]其中西樵更是盗匪渊薮。据称:

广州南海属有西樵山焉，跨南海、三水两邑，绵亘数十里，环山上下，凡数十乡，向为盗贼丛聚之区。年中劫掠之事，已不胜偻指，而以区村一乡为最。有盗魁区辛者，常招诱其族人及乡邻悍匪，四出掳劫，为患乡里。[8]

与之同时同地同姓的还有区申、区隆、区标等多股盗匪，而“区新为西樵群盗之魁”。[9]他们与邻近区县的其他盗匪如潘亚桂、陆畅、傅赞开、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结，活动范围向四周伸展，尤其以西江一带为重点。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风强悍，械斗不断，又地近港澳，军火走私历来严重，甚至有设店经营，以为图财之道者。如与顺德交界的南海沙头乡，“向有匪徒在该处私设铺店数间，暗中售卖军火，各乡械斗及盗匪所用军装，多在该处买来，最为地方之害”。因社会需求大，利润高，官府屡禁不止。[10]南海县境内多处地方，盗匪“明目张胆，各持快枪，结队往来”[11]。

1898年，清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督清乡勇捕治积匪，至其乡（区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绅耆，反为其族绅某京官贿御史揭参其勇扰民，遂撤差去”[12]。关于此事，《申报》的报道可以提供旁证：“水师提督何军门长清统带勇丁往各乡查办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齐，遂致迭次肇事。去年南海区村劫案，乡人指勇丁所为，禀诸军门，未经准理。迨来省上控，大宪虽示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悦于心。近日九龙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闹，归咎军门办理不善，现已具折奏参，恐难久于其任也。”[13]则扰民不过是撤差的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