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4/12页）

瞒报以外，更有令人“不特可惊可骇，直为可惧可危”之事，即所谓“离奇变幻，劫掠翻新，竟有以盗贼之行，而为官吏之事，以地方之患，而反为商旅之安”。原来盗匪劫掠，除强为抢掳之外，有所谓打单，即临时定额勒索。无论官商，均成为打单对象，已经显示盗匪势力之盛。1899年底，南海、花县等地盗匪“乃别出新法，勒收规费，谓之行水。凡商船出其水道者，无论为何种货物，必定额抽缴。西北二江，为全粤米、杉、柴、纸四种之大源，而区、傅所握之处，又为运载四种货物船艘所必由之路，故每米船一艘，区、傅必按其大小，勒缴行水数百圆，许其保护，永无劫掠。如有差失，刻即赔偿，柴船亦然。至于杉行，闻其已与北江总行订定实纳四千五百圆；其西桅尾等杉之杉排，订定实纳二千五百圆，允许保至明年正月十日为止，谓之一届。外此轮船拖渡，每一艘或五百圆三百圆不等，其人力车渡，及杂货商船，则以次降杀，大抵无一能漏免者”。本来“行水之名，粤盗所旧有，又谓之打单，然不过偶间为之，无常例，无常地，亦不敢公然标明，如今日之所为也”。

更有甚者，各地盗匪还依据势力大小，划分范围，如“花县著匪汤春者，亦盘踞于番禺、花县一带，勒收行水，与区、傅一例，各划定势力圈，不相侵犯。凡如此者，尚有数伙，不甚著，然将来或通而合之，则不可问矣”。其勒收行水的行为，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公之于世，甚至张贴告示，如汤春所发布的告示云:

大统领汤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统领征收行水，均按生意大小，著为定额，决不过苛。尔各商船既纳行水之后，本统领必力为保护。如有人将尔等商船抢劫，则本统领力为追究。如不能追回货物，本统领亦必照尔等所失多少，如数偿回，断不令尔等有亏血本，决不食言，切切特谕。

由此可见，盗匪坐大，已经使得官绅一体的统治秩序分崩离析，盗匪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知新报》对此痛陈四大危害，其一:

米、柴、杉、纸为粤人日用之大宗，而皆仰给于西北二江。近来厘金经费加抽成数，名目繁多，物价已比前涨增过倍，今又复加盗贼之抽收，凡此四物之来源，势不能不出其地，即势不能不缴纳行水，而其行水之所出，势不得不派敛于货价（现杉行已定每价一两抽银八厘，米柴二行可知亦然），而货价不得不增涨以为抵偿，是使粤商无异增一厘金之额，将来百物踊贵，小民益难以觅食，惟有流为盗贼，为区、傅之遥应耳。[32]

稍后李鸿章督粤，因柴价过昂，贫民难以为生，委派专人详细查察，知“柴薪之贵，半由河道不靖，匪人打单行水，节节强索所致”，又因南海、顺德二县的五百余家缫丝厂，每厂日需500斤柴薪，每日共计需二三十万斤，而来源日见其稀，市价因此昂贵。土匪一时难以平靖，只好下令各缫丝厂于九月至明年二月间一律用煤，不准收柴囤积，以平抑柴市。[33]

危害之二:

盗贼行径，向来劫掠所得，即按份均派，不留盈余，其人又极挥霍，不事盖藏，故随得随散，无以聚大伙，无以屯粮械，卒不能为大患。今区、傅悉变其面目，掳掠所入，留其盈余，以为公积。按其岁中船艘过往，何止千数，以一艘勒收三百，扯计已不下数十万。况镇埠市集，复有所勒，四出劫掠，亦复不赀。统而计之，年中所入，胡可限量。苟持此道以久行之，何难揭竿大举。天下事只患无财，彼既有此财力，即不能禁其妄想，况穷民遍地，人心思乱，彼一举招之，直旦暮间耳。

危害之三:

从来盗劫之案，官吏皆以为司空见惯，日日严饬捕盗，却未尝一日能绝盗源，亦未尝见真有大患。故官吏所最惧者，惟明目张胆，攻城掠邑，关系于一己之参革处分，不能不达之于天听，故不得不为着急。若除此之外，彼则以盗劫之案例之，惟有循行保甲团练之常例以塞责。至于保甲团练之俱穷，则听其自生自灭，以为向来固如是耳。今区、傅所为，不遽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兵来则去，兵去则来，官吏以为强盗结伙，非同叛逆，可不至为我官守之累，即不必费我剿捕之劳。彼盗于是乃得从容蓄聚，无所顾忌，定额征税，俨同国法，拥众号召，以厚党援。久之，毛羽既丰，乃一发而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至此，为官吏者始着急而谋剿捕，则已不可收拾矣。

危害之四：“凡举非常之事，最难得者人心耳。”区新、傅赞开等人虽然没有当年洪秀全之势，

而有洪逆之狡，彼征取行水，以保护商旅为名，虽其所勒收第出于迫胁，然其坚约守信，赔偿不误。商人纳厘税于官，而官未能保，反或为之扰者；纳行水于盗，而盗保其不失，且能赔偿，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盗之足恃也。商既信盗，纵非本心，惟习于安便，则必乐出其途，盗亦或更设别术以要结之。他日一有举动，彼商人或怵于积威之渐，或服其约信之坚，或习于往来之狎，或倖于祸患之免，必有为之接济，为之驱使，为之托庇者。财多则势厚，众集则心雄，吾恐金田之役，不能谓其不可复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