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5/12页）

为了维持局面，广东地方官府除派兵进剿外，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令每艘渡船设勇四名，以为堵御；凡客人搭船，必先搜检。又有查禁携枪之令，有入夜各街闭闸之谕，但是或毫无效果，或干脆无人响应。如禁止携枪，盗匪早有防范，不会因禁令而放弃，“是禁枪只可以禁良民，而不可以禁盗，适为盗成其专利而已”。入夜闭闸，为向来成例，劫案并不因此而减少。

至于渡船设勇，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扰民。因盗匪“其聚伙常数百人，其器械皆新式快枪，其劫渡每用轮船，不需小艇，其一日常劫数船，不取一艘。以区区四名之额勇，无论其怯懦无用，即使其奋身捍御，而寡不敌众，已万无能胜之理。又况勇之工食，由渡船供给，每一名年需百圆，此四百圆之数，以生意几微之乡渡，岂能筹此巨款。即使能筹，而又不能保其能御盗，则不如宁纳之于盗，其数尚少，而可以保安之为愈也。故大吏屡出诰令，严词批斥，而竟无有应之者”。

论者以为，这些措施“实大吏之不通下情，不审时势，当一筹莫展，无可设法之时，而故为是责难之举，以为塞责耳”。并进而指出：“治法以本原为主，今日百政废弛，工艺不兴，商务不振，民穷财尽，迫而为盗，而官吏又无东西国警察巡捕之善法，徒坐视其扰害闾阎，酿成大患，竟无一策以处之，此实谁尸其咎哉。”[34]

在此情形下，广东地方不仅成为盗匪横行的世界，而且其活动日益上升到台面，虽然非法，却已公开。区新、傅赞开劫掠新会县瑞生当店时，“乘三人肩舆入村，督率攻劫，乡团练勇，无一敢出”[35]。到1900年2月，区新、傅赞开等“日形猖獗，地方缉捕，莫奈伊何，匪等遂将一切行水，从容议妥，竟无有过而问之者”。西江桅杉排行与两盗订明，每年愿纳行水银万二千元，保至光绪二十六年底。其银按月交清，地点或在省佛陈龙，或在梧州肇庆，届时由盗示以所在，依期交纳。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

是日立约时，傅、区两盗，各架紫洞艇一艘，后随以小艇数十号，至小唐沙地方，彼此换约既迄，随又与北江杉行在沙头地方立约，每年共纳行水四千元，先交一成，其余限至明年九月，分三次交楚。旋又有四会、沧江、广宁、怀集等处杉行，亦与该盗立约，每年行水约一千二百元。盗等随各给以凭据，小旗一枝，上画狮形。其约内则声明：嗣后如有被劫，不拘赃值多少，均由该盗如数赔偿。

报馆因而叹道:

此岂各商人之帖耳输服于盗哉，无亦以官失其权，盗得其义，与其向官问盗，而官不能为盗之雠，曷若以盗为官，而盗反得任官之责。坐是为丛驱爵，为渊驱鱼，即一类推，而中国民情携贰，上下解体，又何待外人召之饵之劳之集之，而始知其有无穷之患也哉。是则中国之大局兴衰，可以决矣。[36]

第三节　勤王军将

广东盗匪势力不仅能与官绅鼎足而三，在基层社会甚至一方独大，引起在海外结成保皇会、谋求勤王救上的康有为等人的注意。

康有为与区新虽然同为南海西樵人，活动时代也相近，但两人的社会身份相去甚远，彼此毫无联系。如果不是戊戌政变和勤王密谋，两人之间不会出现相互需求的背景和条件，也没有联系的必要。不过，西樵既为孕育康、区两人共同的社会环境，彼此也当有所耳闻。1898年底，在戊戌政变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康门师徒经历了短暂的愤激彷徨，受唐才常等湖南志士的催促，决心鼓动武力勤王。其行动方略，首先注重两广。广东方面，由梁炳光、张学璟负责经营。此外，由于保皇会在港澳设立联络协调机关，以为总局，因地利之便，又有乡里地缘关系，对广东格外关注。他们事先缺乏相应的准备，欲诉诸武力，只能利用现成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民间秘密社会便是其首要选择。

康有为解释“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的战略构想时强调：广东“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37]。保皇会为勤王事宜编制的电报密码中，便有“422现豪杰归附者颇多”“427△△地大盗若干人已收之”“428大盗会党已运动七八成”，以及“676花县巨盗”“678西江巨盗”等条目。[38]

据岑春煊后来的奏报，区新曾于1899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某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39]。此说如果属实，则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自1899年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逃到香港的康门师徒在宫崎寅藏的激励下，尝试北上入京刺杀西太后和荣禄，有关行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如果区新真的参与过此项行动，接洽联络之人很可能是万木草堂弟子罗伯雅。罗字润楠，广东番禺人，“性豪侠，仗义气，善结交绿林会党”[40]，“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41]。从此区新成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